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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中国社会科学报

  • 更新时间

    2020年09月30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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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译经活动影响汉语发展

作者:董晓波 周璇

汉语博大精深,源远流长,其强大的包容性造就了它的丰富多彩。在汉语历史上发生的几次语言融合中,尤以佛经汉译给中国语言文化带来的影响最为深远。佛经翻译始于东汉,盛于隋唐,续至宋元,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语言、文学、哲学等方面。就语言来说,佛经翻译不仅促进了汉语词汇量的扩大,推动了汉语语韵学的发展,而且扩展了汉语语法结构。

佛经翻译扩大汉语词汇量

汉语词汇史上曾三次大规模地吸收外来词语,佛经翻译为其中一次。汉语词汇类型有古词、借词、新词三种,汉译佛经主要扩大了汉语的新词,并伴有一些借词来表达佛意。佛经传入中国后,在译经过程中最初是借用先秦本土词汇来表达佛教的思想内容,赋予汉语词汇以佛学意义。例如,在汉语中,“色”原指颜色,“空”指什么也没有,在被赋予佛学意义后,“色”指示一切物质性的东西,而“空”则表示万物没有实体性,皆由因缘而生,所谓“色即是空,空即是色”。佛经翻译赋予汉语原有词汇以新的含义,使大量词汇多义化,充实了汉语的语义系统。

当无法借用汉语原有词汇表达佛教含义时,僧人们在翻译过程中创造了大量外来词,即新词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收录了大量佛教词汇,如世界、刹那、过去。《佛教成语》中也收录了许多与佛教相关的成语,有些现在仍为人们熟知,如作茧自缚、皆大欢喜等。特别有趣的是,随着佛经汉译的规模不断扩大,佛语大量融入日常社会生活而失去了本来的佛教含义。例如,在佛教中,“六尘”指的是色、声、香、味,触、法,如果能够摒弃一切杂念,佛语就叫作“一尘不染”,而此词广为流传后,百姓赋予它新的含义,即非常清洁的意思。类似还有“慈悲为怀”“恍然大悟”“菩萨心肠”等。另外,从佛语中衍生出来的谚语更是数不胜数,如“无事不登三宝殿”“临时抱佛脚”“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”等。

除了扩充词汇数量,佛经汉译还改变了汉语词汇形式,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汉语词汇的复音化进程。“汉语在历史上长期以单音词为主,然而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,为了适应梵语特点和翻译佛典表意的需要,同时也为了使译文更加流畅,佛经翻译家们在翻译经文的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双音节词和多音词。”例如,东汉支谶译《般若道行品经》中:“十万所有;悉晓了知”;三国支谦译《撰集百缘经》中:“是时诸鹿,皆尽渡竟。”随着佛经的传译,越来越多的双音节词不断涌现,如进退、两难、自然、如意、赞助、希望、意识、烦恼、机会等。到了魏晋时期,汉语词汇的双音化进程大大加快,具体表现为过去由单音词表示的概念大都有了双音节形式,而出现的新概念基本上都由双音节形式表示。另外,佛经汉译还对汉语构词法影响巨大,促进了汉语构成方式的丰富与发展。早期汉语构词方式以并列式和偏正式为主。由于佛经汉译的开展,意译词增加,受佛教用语的影响,汉语中的主谓式、附加式、综合式等构词法多了起来。在主谓式中,前一词根是被陈述的对象,后一词根对前一词根进行陈述,如“轮转、自在、法尽”等。附加式由词根和词缀构成,分为前加式和后加式。前加式如“阿:阿罗汉”“小:小乘”等,后加式如“性:法性”“化:行化、摄化”等。综合式主要指由三音节或四音节构成的词语,如“八功德、大自在天、浴佛像、见前众、无学果、金刚座”等。

佛经翻译推动汉语语韵学发展

佛经翻译过程中产生了大量音译词和意译词,这些音译词可以用于理解汉语语音史的变化,从而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汉语语韵学。学者杜爱贤说:“佛家对中国音韵学最重要的影响有三个方面,一是四声,二是声母,三是等韵图表。”反切法、拼音、永明声律论、四声调制的产生都与佛经汉译有着紧密联系。

汉语为象形文字,本身并没有读音。那么,在现代汉语拼音出现之前,古人如何拼读汉字,写诗又是如何押韵呢?其实,古人用过很多标音方法,如直音法、譬况法等。直音法用比较容易认识的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,如“蛊,音古”“冶,音也”等。虽然这种标音方法简单易读,但是存在一个问题,即在同音字都是生僻字的情况下,标音之后仍读不出来。印度梵文属于拼音文字,梵语音韵学在南北朝时期传入中国,对中国音韵学产生影响,译经僧侣们借鉴梵语拼音方法创造了反切法。反切法是用两个比较典型的汉字来给另外一个汉字标音,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,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。例如,“采,此履切”,其中,“此”表示声母即c,履表示韵母u及声调(第三声),这样“采”字就读cu(第三声)。“采”字曾经的读音和现代汉语读音相差很大,是因为汉语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变化。用反切法注音,不但能给每一个字标音,还能标得比较准确,比起以前几种标音方法进步不少,这要归功于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翻译的普及。

佛经翻译的普及不仅催生了反切法,也为拼音的出现奠定基础。拼音最早可以追溯至十四音,《佛本行集经》记载:“梵天所说之书”注曰:“今婆罗门书正十四音是”;《涅槃经》记载:“迦叶菩萨白佛言,世尊!云何如来说字根本?佛言善男子!说初半字以为根本。所言字者其义云何?善男子!有十四音名为字义。此十四音名曰字本。”这些佛经记叙表明,十四音作为基础音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。同一时期,谢灵运笃信释佛,造诣颇高,能够阅读并翻译梵文,改写了治本《大般涅槃经》《金刚经注》等多部辩论文,而后编写了关于梵文准确读音的《十四音训叙》。到了唐代后期,有人将汉语声母分为三十种,也即目前常说的守温三十字母。这三十个字母大体代表了唐代汉语的声母系统,该系统发展到宋代,又增加了六个声母,现在称为“守温三十六字母”。关于守温三十六字母的创立,吕介孺云:“大唐舍利创字母三十,后温首座益以娘,帮,滂,微,奉六母是为三十六字母。”又,据钱大昕等人考证,守温是唐季沙门僧人,后于三十字母的创立。守温采西域婆罗门书之四十二字母,又兼陆法言、孙愐之韵书,参稽比较,遂制成三十六字母。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,三十字母与三十六字母的创立来源于西域佛经的制音思想与方法。

永明声律论的产生,不仅受我国声韵学发展的影响,也受到佛学东渐、印度梵文佛经汉译的影响,同时也是魏晋南北朝以来,文学独立、文章骈俪化的必然产物。春秋时期,中国古音乐中的五音分为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,应用于汉语的也是这五声,后称为五声律。在佛经传入中国后,译经僧侣们受到梵文拼读方式的启发,把诵读佛经时呈现出的抑扬顿挫、平仄有致特征与汉语五声相结合,创造了汉语四声拼音形式。沈约在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中针对诗文创作中的声韵问题说:“夫五色相宣,八音协畅,由乎玄黄律吕,各适物宜。欲使宫羽相变,低昂互节,若前有浮声,则后须切响。一简之内,音韵尽殊;两句之中,轻重悉异。妙达此旨,始可言文。”他认为,历代文学虽然在文体上发展进步,在声律上却没有相应的进步,名篇佳作多为自然天成,虽与音律暗合,实不知其所以然。因此,他提出了具体的声律理论、写作法则及其原理,将古汉语分为四个调类:平、上、去、入,即四声法则。四声学者李士彪指出,沈约等人借鉴佛经转读的方法发现了四声,规定了八病,使声律的讲求有了明确的依据和法则。

佛经翻译扩展汉语语法结构

语法学上认为词汇属于基础部分,决定句子的语法结构。而语言学认为,词汇和语法相统一,二者没有明确界线且相辅相成。汉译佛经大量扩充了汉语词汇量,必然对汉语语法产生深远影响。梵文本身简洁明白、流畅易懂,汉译经文也当简洁易懂。六朝时期的汉译佛典,摒弃了骈文的浮夸绚丽之风,开始使用“把”“着”“了”“过”等句式;同时,文言中表判断句式的“者”“也”等使用频率也大大降低。对此,不难理解。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,当佛经中的抽象概念难以翻译时,为了便于宣扬佛法,阐释佛教义理,译师都会遵循“方便”原则,采取贴近平民的句式,而摒弃复杂冗长的句式。例如,我们熟悉的“廉颇者,赵之良将也”,在佛经大量传入中国后,渐渐被简单句式取代;同时,汉译佛经中也存在大量倒装句、提问句和解释句,这些句式变化给汉语带来冲击,促进了古白话文书面语的产生。

除句式变化外,很多字的语法功能也发生了转变。以“去”字为例,“去”字作为核心动词,既能单用,也能作为句子的谓语成分连用。在南北朝时期,“去”字承担了连续虚化的功能,逐渐与核心动词语义关系变得疏远,从“双核心结构”变为“单核心结构”,作为整个句子所表达事态的补充成分,由核心动词变为补语动词。“去”字的变化体现了实词语法化过程的一般特点,也揭示了中古汉语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方向发展的趋势。

综上,佛经翻译对汉语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极大影响,扩大了汉语的词汇量,丰富了汉语的构词法,推动了汉语语韵学的发展,扩展了汉语语法结构,使汉语语言系统在形象性、生动性等方面都大为增色,有力地推动了汉语的发展完善。

(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“面向‘一带一路’的我国翻译政策研究”(2017ZDIXM110)阶段性成果)

(作者单位: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)

来源:2020年09月29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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